内容摘要：理论的跨文明“旅行”促进了他者的思想文化变革，体现了文明互鉴之文化功能与效应。近代以来本土文化与思想乃至国家政体的革新与现代化，无不得益于外来理论与“主义”的“旅行”和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文明互鉴为本土带来的历史性思想成果。在文学研究领域，迄今为止的许多知识话语都与外国文学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当下与未来之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有赖于文明互鉴基础上的古今并蓄、中外兼容：一方面承续与弘扬本土优秀文学与文化之传统，另一方面接纳与汲取外国文学经典理论话语资源养分，从而形成体现民族属性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特质的新型文学知识体系。此亦本土文学研究避免不同“失语”的必由之路。
Part.1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避免“失语”
一种理论或“主义”的跨文化、跨文明传播，乃人类精神产品的国际化“旅行”过程，此种“旅行”促进了被传播地的思想文化变革，该理论或“主义”也就在履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使命过程中，彰显了其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流通功能和生命力。近代以来，本土的文化与思想乃至国家政体的革新与现代化，无不得益于外来理论与“主义”的“旅行”和传播。迄今为止，本土许多领域的知识话语都与外来理论和“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文明互鉴为本土带来的历史性思想成果。
外来理论话语资源经由跨文化跨文明“旅行”后必然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这是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之所然。变异后的“变体”意义上的理论有其特色、生机与活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本原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土的“变体”的呈现，通俗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土的实际相结合后的创新性接受、传播与运用，其间的“变异”则意味着理论“旅行”的创新效应，也是“变体”之新理论的生命力与特色所在。就此而论，理论“旅行”中的变异效应是正向的，可以为本土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注入生机，这是文明互鉴之积极意义在一种层面的表征。一百多年来中国新政体与新文化的出现就是这种文明交流互鉴之正效应的历史见证。
由此可见，任何外来理论资源在本土的接受与存活，既取决于这种理论本身的真理性与生命力，又取决于基于本土文化传统的主体性期待与选择性接纳，脱离了本土的主体性期待与呼应的理论或者“主义”，其被接受的几率很低，更谈不上创新性发展。新文化运动前后，外来的理论和“主义”可谓是五花八门，但是，唯独马克思主义特别契合本土传统和现实需要，于是在主体性选择中被接受并得以创新性运用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所以，“变体”理论的出现、存活与发展，既取决于原生理论所拥有的普遍性价值和合理内核，也取决于本土文化传统的呼应与现实社会的需要——即取决于接受主体对外来理论资源的主体性选择。
当然，不同时期某些领域——如文学研究领域——过于依赖或推崇外来话语和理论，表现出了本土理论与知识话语之创新的乏力和自主性缺失，于是，就出现了有学者批评的那种“失语”现象。不管学人对“失语”说持何种态度，但事实上迄今为止，简单搬用西方理论，唯西方理论是从的弊病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此乃“失语”的某种症候。因此，为避免和防止此种弊病，强调文化自信和倡导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不过，就我国当下学界的话语现状而言，怎样避免“失语”？怎样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依然是摆在学人面前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深度思考与探索。
在文学研究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同样有赖于文明互鉴基础上的古今并蓄、中外兼容，它本身是文明交流互鉴范畴的重要学术话题。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一方面不能脱离对本土优秀文学与文化传统承续与弘扬，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对优秀的外国文学话语和文学理论资源的接纳与吸收。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惧怕“失语”而因噎废食、画地为牢或作茧自缚，拒斥外来理论与话语，一提到“西方理论”就心生疑虑乃至本能性抵触，而应该在文明交流互鉴原则指导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汲取外国经典文学理论话语资源，将其与本土优秀文学话语传统相融合的基础上，完善、丰富和重构新的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Part.2
术语“旅行”与文学研究现代化
学术术语乃某种理论与思想观念的载体，其跨文化、跨文明“旅行”亦意味着理论与思想观念的传播，同样是文明互鉴的一种形态之呈现。回顾历史，我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就得益于外国文学之经典理论与重要术语的本土“旅行”与传播；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体制与知识谱系，就是在此种文明互鉴的实践中形成的。
从基本常识角度看，“文学”一词虽然在我国古已有之，但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学”，其内涵是在文明互鉴中生成的。“文学”一词最早源于孔子《论语·先进》之“四科”设教：德行、言语、政事与文学。不过，此处的“文学”指有文字记载的各种文献著述，也泛指各种“学问”。六朝时期的“文、笔”之分，“文”指的是有韵的文辞，“笔”指的是无韵的文字，此时的“文”为有韵之诗文，它含有今天所说的艺术与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意味。20世纪初，我国学人开始从事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撰写，但此时的“文学”依然还是一个庞杂的文献的概念。比如，当时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所囊括的是历史上“经”“史”“子”“集”等诸多内容；来裕恂的《中国文学史》（1905年，上、中、下三卷）则把小学、经学、子学、玄学、理学、心学以及释道，甚至天文、医学、算学都罗列其中。此类“文学史”指涉的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文学”的概念。稍后，东吴大学黄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1909年），借鉴了英国学者烹苦斯德《英吉利文学史》之“literature”（文学）概念。他对文学的表述是：“文学者摹写感情。文学者有关于历史科学之事实。文学以发挥不朽之美为职分”。黄人把六朝之有韵“诗文”与英文“literature”之“审美”观念相融合，为本土现代意义上“文学”观念的形成开了先河。再往后，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5年）以“美的文学”的观念去梳理文学史。至此，本土学界基本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概念。如上粗略追溯可见，当今人们熟知的“文学”这一基本知识术语，既受西方之“文学”概念的影响，也是本土有韵之“诗文”观念的延伸与拓展，它是文明互鉴的结果，亦乃中外文学思想合璧之产物，其间蕴含了人类文学之共同特质。
与之相仿，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文学思潮的各种“主义”在本土的跨文化、跨文明“旅行”，大大丰富了本土文学研究的知识和术语谱系并改变了文学研究的观念。就西方文学史自身的发展而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后通常都会蔓延于多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其国际性和世界性特征十分明显。以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例，其蔓延与传播远不止于欧洲或西方国家。随着那个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国际化发展，特别是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国际交往的普遍展开，与东方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也开始蓬勃发展，并且主要是西方文学向东方国家和民族的传播。当时和稍晚一些时候，国门逐步打开后的中国，也深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现代中国文坛上回荡着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的高亢之声，尤其是现实主义。
20世纪初叶，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直接催生了五四新文学革命。期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象征主义等西方思潮同时在中国传播，文坛出现了本土化文学思潮流派缤纷绽放的新气象。一度时期内，崇奉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信奉新人文主义的“学衡派”、认同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等各自为阵、互相论战。随后，由于本土社会情势的变化，这些不同倾向的文学派别很快开始转向、整合。代表性的是，浪漫主义于1925年开始从主导地位转向并皈依“写实主义”（现实主义），二十年代中后期，“写实主义”/ 现实主义在中国学界与文坛占据主导地位。
为什么西方文学思潮的各种“主义”在20世纪初几乎同时进入中国，而后来有的生根开花结果有的却昙花一现？其主要缘由是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选择性接受造成的传播的非均衡性。不同文学思潮的跨文化“旅行”与传播，其生命力既取决于该思潮本身之特质，也取决于接受主体的文化－审美心理结构之特性；也就是说，接受主体对各种“主义”的接纳是有主体性之选择的。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在本土之主导地位的长期拥有，与本土传统文化－审美心理和社会需要密切相关；本土文化与审美传统之主体性选择的偏好造成了对西方文学各种“主义”之接受与传播的非均衡性。可见，现实主义在本土文坛的存活与强势发展，与本土文化传统和社会需要之主体性选择密切相关；这种主体性选择之力则与中国文化之崇尚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文以载道”）的审美传统密切相关。因此，习以为常地为我们所运用的“现实主义”术语，从字面上看似乎源于西方文学思潮之“realism”，实际上它已不是本原性状态西方文学思潮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而是其跨文化“旅行”后的一种变体，也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或者说，我们习以为常地在使用的“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已然本土化了，它不仅为本土文学与文化的现代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本土文学知识体系之基本构成元素。
Part.3
文明互鉴与避免另一种“失语”
如此一来，站在本土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角度看，像“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等诸多术语，不管怎么认定它是外来的或者有外来因素，经过长期的传播、交流、运用，它们不同程度地已植根我们自身之文学土壤，成为本土文学批评话语和知识术语运用之不可或缺。特别像“现实主义”这样的外来术语，它与本土文学与文化的契合度极高，一百多年来，本土学界可以说已然形成了关于现实主义的一种知识话语体系；或者说，现实主义话语，无论你对其持何种态度，它都已经融入了本土之文学知识谱系和理论话语之肌体，而且是主导性的。对此，我们可以不断去更新与丰富它，却不必也无法因其有外来属性而抛弃它——事实上现实主义之精髓属于人类文学的共同遗产，其间亦有本土文学之审美元素，所以它才会有如此强盛之生命力与繁殖力。类似的情况还有其他诸多“主义”及理论，它们各自都不同程度地有其在本土的适应性与生命力，是我们关于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所不可或缺的话语和理论资源。由是，笔者在此特强调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文明交流互鉴是双向或者多向度的，交流与互鉴都是互相的和平等的。站在本土角度看，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对本土传统文化作继承中的创新，而创新的活力很重要的是来自对域外优秀文化资源的接受——当然可以是选择性接受。哲学社会科学不仅仅要服务于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创新发展，更要服务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体系”。这些都应该成为推动我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外国语言文学工作者尤其应该有这种国际的和人类的宏阔视野与胸怀，否则，就不可能取得可资助推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的有深度、有远见、高价值的研究成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今天和未来都依然是文学研究与新文化建设中行之有效的基本方针与原则，外国语言文学工作者更须牢牢铭记并身体力行。我们提倡“古为今用”，就是要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提倡“洋为中用”则意味着要接纳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在强调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时要胸怀人类意识，而在强调文学知识体系构建的“自主”时要面向世界、吸纳他者优秀知识话语。我们既要让优秀的本土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也要把优秀的他者文化引进来，“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两者不可偏废。就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而言，一方面不能脱离对本土优秀文学与文化传统承续与弘扬，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对优秀的外来文学话语和理论资源的接纳与吸收。
第二，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避免另一种“失语”。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动态而持续的过程，我们以往既有的知识话语需要梳理、总结与传承、弘扬，未来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则必须在此基础上守正创新。忽略对本土优秀文学传统的弘扬，过于依赖和崇尚外来理论与知识话语，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失语”，这是必须警惕并予以避免的；然而，一味地固守传统、迷恋本土资源而忽略接纳优秀的外国文学知识话语和理论资源，又会导致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语”——缺失了人类意识、偏离了人类文学知识谱系，使我们的文学知识话语窄化、弱化和贫瘠化，于是也就很难与本土之外的世界文学对话，这将是另一种新的“失语”。若此，就谈不上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难以助力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和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能过于狭隘地从排他的角度批评外来的理论、观念和术语，而要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的高度，坚持文明互鉴的基本原则，以积极、包容的姿态，认真考析各种理论和“主义”的本原性特质及其在跨时空“旅行”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发掘其合乎文学发展规律又切合本土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合理因素，用以滋养本土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之实践。未来本土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必须站在全球史及人类文学知识谱系的基点展开文明交流互鉴，既要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也要破除东方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形成体现具有民族属性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特质的新型知识体系，这也是文学研究避免不同“失语”的必由之路。
第三，中国话语与传统文化“走出去”同样要坚守文明互鉴原则。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强调接纳优秀的外来话语，另一方面也要面向世界，让本土的理论与话语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不过，笔者想特别强调的是：“走出去”的理论话语应该有创新性。此处的“创新性”指的是该理论话语既有本土意识，同时又不乏世界意识，且首先在本土学界彰显了相当程度的原创性和前沿性，得到了本土业界人士颇为广泛的认同。这样的话语和理论才能真正体现民族性、创新性和世界性，于是才能在世界话语场域中代表“中国声音”，进而引起一定程度的共鸣，而不是一种无人问津的“自言自语”。事实上，一些理论话语虽然形式上“走出去”了，而实质上依然是一种几无共鸣的“话语”，根本上属于泥牛入海的无声“话语”。与之相仿，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是必须的，但是，并不是任何传统文化都有必要和有可能走出去或“走得出去”的，而只有那些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的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意义上“走出去”。在新时代，能够真正达成“古为今用”的，一定是优秀的和有现代意义与价值的传统文化，同理，能够真正“走出去”的也应该是有人类普适意义与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此种意义上，笔者相信：中华文化和中华学术必将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彰显出持久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欧洲文学与科学关系研究”（23&ZD303），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2025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浙江省特级专家，教育部“马工程”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之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必威betway官网入口名誉主席。